群体事件不是“革命”的信号

　上海部分集装箱卡车司机上周用罢运的形式集体表达不满，上海市政府通过采取调解措施，迅速缓解了事态，上海的码头恢复了繁忙景象。西方舆论对此给予了密集关注，并将此事与“茉莉花革命”联系起来。

　　这是一次典型的利益诉求群体事件，非常不幸，这样的事情今后中国大概还会不断发生。西方一些人很愿意看到，它们当中的某一件成为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导火索。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发生任何群体性事件，西方舆论都会这样引申，他们的那股执着劲让我们不知该说些什么。

　　劳资纠纷及各种经济利益纠纷导致的群体事件在中国是比较新的现象，对于该如何解决它们，中国社会普遍缺少经验。其实解决类似纠纷，欧美也纠结了几百年，现在欧洲的劳工经常罢工，美国则盛行工会与资方的对立谈判，至今也谈不上彻底解决好了。

　　通过劳资对立实现劳动者收入的增加，中国的社会改革决不应朝这个方向走。为此，社会的调解力量加入到劳资中间至关重要，其中政府应成为这种力量的中坚。在欧美各国，社会调解力量对劳资纠纷的介入普遍不足，中国的国家性质，以及政府的权威，为我们走一条自己的路提供了可能性。

　　随着市场经济建立起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劳资关系及各种利益关系，完全避免冲突将越来越难，这或许也不应成为我们的目标。但反对激化经济利益特别是劳资冲突的行为，这一点应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共识。如果放任这样的对立，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一定会大于正面影响，中国社会将被数不清的纠纷湮没。

　　作为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一定的“大局观”是这个社会的成员所必需的，这不意味着每个人时刻挂念着这一点，但他所在的组织，他所处的环境要有这样的集体意识，因为大国保持秩序的难度，在同等条件下要比小国大很多。纠纷总是难免的，但一旦有纠纷，双方就把它往社会上推，这种做法实在不该受到鼓励。

　　中国社会大多数群体事件都是围绕利益诉求的博弈，不涉及政治，尽管问题层出不穷，但中国社会的整体情绪，比西方猜测的要积极得多。中国需要提高的是社会治理的水平，要在解决一些新型矛盾上找出更好的办法。这决非只是政府的愿望，中国绝大多数人也都愿意这样。偶尔发生的群体事件，不是这个国家的民众想要“革命”的信号。

　　西方媒体总是将中国发生的一切都“政治化”，但随着它们总这样说又总是无法应验，这种评论的影响力将一次次递减。